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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陆旸: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

【发布时间:2015-01-20 15:07:08】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在过去的30余年中,人口红利推动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并非人口总量问题或人口增长问题,而是一个人口结构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以及人口扶养比停止下降,人口红利将会消失。

  基于最新的人口数据,我们的模拟结果显示,中国的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在1995-2009年为9.8%,到“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将下降为7.2%,到“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将进一步下降到6.1%。

  但是模拟结果显示,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显著地提高未来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这依赖于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换言之,经济

  改革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提高劳动参与率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6岁以上入口的劳动参与率为70.80%;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77.26%。按照地区类型分,城市、镇和乡村1 6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别是62.20%、67.32%、77.62%; 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为68.18%、73.27%、84.92%。与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参与率相比,中国目前的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

  如果考虑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会更低。第一,农业部门没有退休年龄,统计中的通常做法是,只要是务农就当作参与劳动力市场并有工作。因此高估了劳动参与率。第二,上学年限延长会降低劳动参与率。也就是说,由于仍然有部分劳动年龄人口处于学习状态,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目前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是,随着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变化将带来中国劳动参与率的急速下降,将下降到相对较低的水平。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劳动参与率决定了劳动力供给,进而将限制潜在增长率。

  2011年之后,潜在就业增长率变为负值。“十二五”时期,平均每年的潜在就业增长率为-0.76%;“十三五”时期为-0.74%。主要原因是,中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左右开始下降,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就开始下降,这一趋势将不可改变。

  我们模拟了劳动参与率提高后对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在已有的模型基础上,假设2011-2020年,在中国劳动参与率原有水平的基础上,每年的劳动参与率水平均提高1个百分点。模拟结果显示,这将使2011-2015年的平均潜在产出增长率从7.1 9%提高到8.09%,使2016-2020年的平均潜在产出增长率从6.08%提高到6.94%。最终,2011-2020年,中国的潜在GDP增长率每年将平均提高0.88个百分点。

  存在三种可能的途径以提高中国的劳动参与率。第一种途径,延长退休年龄进而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中国的年老的工人受到的教育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中的技能要求,即使延迟了退休年龄,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也处于脆弱的地位。因此,在短期不应该采用这项政策选择。

  第二种途径,推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仍然较高,仍然存在着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性和空间。但是,现存的户口制度阻碍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持久性。因此,使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显著地稳定劳动力供给。

  第三种途径,提高就业率或降低失业率。中国农业中依然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周期性失业频繁发生,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就业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能够重构未来潜在GDP增长率。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面对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条件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可能借助产业扶持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和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以追求一个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实际GDP增长速度。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政策手段。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教训和日本经济发展的教训都显示这些政策非常可能引起扭曲,最终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出现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说明靠生产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遇到的挑战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的源泉。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进一步的增长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

  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中包含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制度和管理创新。

  在现有模型基础上,我们假设:2011-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在原有水平的基础上每年能够提高1个百分点。例如,假设目前全要素生产率为3.01%,那么提高后的全要素生产率为4.01%。根据我们的模拟结果,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使2011-2015年的平均潜在产出增长率提高到8.19%; 2016-2020年平均潜在产出增长率提高到7.07%。总之,如果中国平均每年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在原有基础上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平均每年的潜在GDP增长率将提高0.99个百分点。

  劳动力转移带来巨大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随着劳动力转移已经放缓,这种获得资源再配置效率的机会开始减少。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达到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变得更小,通过技术进步的方式提高TFP将变得越来越难。

  因此,中国需要寻找到提高TFP的新途径,从而才能提高潜在增长率。事实上,对中国来说,要想额外增加1个百分点的TFP增长率是相当不容易的。除了获得TFP的一些传统来源之外,例如,技术赶超发达国家、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还有很多获得配置效率的机会。

  第一,部门内部之间存在巨大的生产率差异,特别是第二部门,生产要素从低效率的部门向高效率的部门流动能够改变总体经济效率。第二,企业之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同样提供了配置效率,因为在细分部门的企业之间的生产效率存在巨大差异。所谓创造性毁灭机制可以使更加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并减少那些长期无效率的企业。这一机制可以产生第三种资源配置效率。

  经济学文献中已经对此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例如美国,资源配置效率涉及细分部门企业之间的“进入和退出”“扩大和限制”,这个过程可以对生产率提高产生1/3或1/2的贡献(Foster等,2008)。基于经验研究和比较研究,Hsieh和Klenow(2007)发现,通过资本和劳动力的再配置并使其与企业间的边际产出相同(从美国观测到的事实),中国制造业部门的TFP能够增加30%~50%。

  为了获得上述资源配置效率,生产要素就应该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但是,中国仍然存在制度壁垒阻碍了投资者自由进入国有企业控制的部门,这就损失了大量的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界定国有经济的经营范围和功能,并把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限定在必要的和有限的领域,从行政许可、财政扶持、金融支持等方面为非公有经济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

  经济改革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总之,中国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影响潜在增长率的供给方因素,政府应该采取一些合理的政策措施并牢记如下几点。

  第一,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接受经济增长开始下降的事实。政策决定应该盯住供给方要素,而不是需求方要素。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是否增长率已经降低到了潜在增长率之下。如果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下降将成为经济向消费驱动模式加速转型和经济平衡发展的契机。

  第二,经济改革应该重构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改革是一个主要的驱动因素。竞争环境对提高中国未来1 0年的潜在增长率至关重要。

  第三,在提高TFP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提高TFP同样依赖进一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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