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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努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发布时间:2019-09-09 08:25:21】 【来源:辽宁日报】

 编者的话

  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指出,“东北地区要主动调整经济结构,推进产业多元化发展,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中外媒体密切关注此次会议释放出的这一重大信号,认为“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是中央给东北的新任务。就这一问题,记者近日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资深学者常修泽。

  常修泽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转型理论和开放战略研究。1988年,他提议实行“四沿”(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开放战略。2015年,他在《人民论坛》发表《“再振兴”东北战略思路探讨》,针对“开放末端说”,首次提出“从开放看东北,东北是前沿”的观点。2016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进一步阐发了“东北在中国对外开放中将处于前沿地位”的观点。

  何以新前沿?从东北亚大格局、中国大布局和东北大角色三维把握

  辽宁日报:您在2015年发表文章,提出“从开放看东北,东北是前沿”的观点。这个“前沿论”在这次中央会议的明确提法中得到吸纳和肯定。您能进一步阐述吗?

  常修泽:我仔细阅读和研究了这次中央会议的提法,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值得重视。

  一个是“打造”。虽然我针对“开放末端说”,从东北未来承担的“大角色”出发,提出东北应该成为“开放的前沿”(注意:是“应然”而不是“实然”“已然”),但这只是基于学术研究对大趋势作出的学术判断而已。这次中央提出东北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这个“打造”就更加明确,它不只是判断,而且是战略决策,这就给东北下达了如何“打造”的战略任务。

  第二个是“新”。“新”是相对“原”而言的。一个“新”字,包含相当丰富的内涵:纵向,体现开放“新阶段观”;横向,体现东北亚“新棋局观”;内向,体现东北“新角色观”。

  辽宁日报: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和把握“对外开放新前沿”这一定位?

  常修泽:我从三个维度把握“新前沿论”。第一个维度,从全球特别是东北亚大格局看。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我这里重点从东北亚大格局分析。东北亚是世界上发展基础最好、发展潜力最大、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东北地区位于东北亚的核心地带,面对俄罗斯、朝鲜、蒙古国、日本、韩国,直接涉及中国与这五国的关系。域内各国经济发展各具优势,特点鲜明,互补性强。近年有三个动向值得重视:其一,朝鲜半岛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迹象。尽管还有某些不确定性,但缓和趋势依然可期。其二,俄罗斯出现“东进”迹象。当前,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开发升温,东方经济论坛与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东西”并起。俄罗斯远东这一老邻居的发展对我国东北地区来说是一大利好,“东北-远东”经济合作势头正足,在互联互通、金融、农业、能源等领域的诸多合作项目已全面铺开,双方已成为中俄两国地方合作的排头兵。其三,中日韩自贸区谈判顺利,中日关系趋缓。韩国“新北方政策”、日本“八大领域经济合作”规划等,客观上也呼唤东北更好发挥新前沿作用。

  当然,从东北亚“大棋局观”来观察,这里一直以来都是大国博弈的重要区域,对其走势还有待持续观察。总的来看,东北亚在全球战略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辽宁日报:第二个维度怎么讲?

  常修泽:第二个维度,从中国大布局看。我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推进分析,目前国内主要还是“西向”发展,相比较而言,“东向”特别是在东北亚地区,由于复杂多变因素,仍是一个薄弱地带。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空间治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从中国大布局看,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正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的战略之举。

  辽宁日报: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更像是国家大布局的一个“棋子”。

  常修泽:对,是一个“棋子”,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棋子”。这就涉及第三个维度,从东北“大角色”看。东北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有助于东北担负起这一大的战略角色。

  新在哪里?新在地域、新在领域、新在“倒逼改革”

  辽宁日报:对外开放新前沿,这个“新”究竟是什么意思?体现在哪里?

  常修泽:根据初步研究,我理解,主要新在地域、新在领域、新在“倒逼改革”上。首先,新在地域。40多年来,在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曾先后形成多个前沿“窗口”或“阵地”。从纵向来看,已有三个规模较大而且影响深远的前沿。

  第一个:20世纪80年代,以四个特区为代表的广东、福建开放前沿。

  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正式将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84年春节前,邓小平同志到深圳考察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984年3月,我到深圳调研,重点调查蛇口工业区的体制问题,随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题为《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就是带着这篇论文出席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后来《经济日报》选登了这篇论文。以四个特区为代表的广东、福建开放前沿,开了中国风气之先。

  第二个: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1992年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上海和长三角成为新的开放前沿,并对全国产生影响。

  第三个:新世纪以来,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2013年,中央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新的开放前沿。这次,中央会议明确强调东北“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这一战略任务的提出,着眼于未来,高瞻远瞩,在已有前沿的基础上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就规模而言,应该属于第四个前沿。

  不过,这里要说明,从改革开放史上看,我国对外开放的这四大前沿,时间(纵向)上具有继起性,空间(横向)上具有并存性,并不是后者否定前者,而是带有明显“增量创新”的特征,四大前沿共同构成中国东部的开放前沿体系。以后,随着发展,中国西部和西南地区也可能会有新的开放前沿,要看形势发展。

  其次,新在领域。应有新的“领域观”。例如,确定第一波开放前沿时,其投资焦点主要是加工制造业,而现在东北则应瞄准高端装备制造业。与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在高铁车辆、核电装备、造船等领域产业力量雄厚。我在1988年提出“四沿”开放战略时,曾表明“互补的经济结构是建立北部沿边开放带的物质基础”。现在应抓住历史机遇,着眼于中国与俄罗斯、朝鲜、蒙古国、日本、韩国等拓展开放领域,特别是开放过去未曾开放的经济领域(包括垄断性行业和领域),以打造我国参与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支点。

  最后,新在“倒逼”。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4月22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时指出,“善用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化改革”。这对东北来说切中要害。我在《“再振兴”东北战略思路探讨》中曾认为:“从改革看东北,东北是难点。”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其中一个重要考量是对内形成倒逼作用,促进东北加快全面改革,开创改革新局面。

  怎样打造?抓住“开放重大举措”和“倒逼深化改革”双线突破

  辽宁日报:您认为在实际工作中,下一步该怎样打造新前沿?

  常修泽:我建议抓住“开放重大举措”和“倒逼深化改革”两条线来突破。第一条线:开放重大举措。我注意到,近几年东北在对外开放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今年6月下旬我在沈阳了解到,辽宁出台了以全面开放引领全面振兴的40条意见;辽宁自贸试验区作用日益彰显;德国投资的华晨宝马沈阳新工厂开工建设;沙特投资的华锦阿美石油化工公司挂牌成立等。这些都是可喜信号,但与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要求相比,还有差距,需要再上台阶。

  辽宁日报:对于开放举措,您有哪些建议?

  常修泽:去年12月在东北振兴论坛上,我在《中国向北开放的战略构思》中提出建议,结合新情况,归纳几条:一是办好辽宁和黑龙江两个自贸试验区。我曾建议辽宁自贸试验区“外溢化”。现在河北自贸试验区已向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外溢化”,辽、黑两省的自贸试验区也可向吉林“外溢化”。另外,可考虑新增辽宁自贸试验区丹东片区。二是切实打造辽宁丹东、吉林珲春、黑龙江绥芬河、内蒙古满洲里等九大沿边开放口岸城市,作为对外开放新前沿的新支点。三是建设“四纵四横”开放大通道。四是抓好沈、大、长、哈等一批对外开放新前沿节点城市建设。五是通过外贸和外资等方式,推进中外经贸结构衔接。辽宁近来两大投资项目——德国“华晨宝马”和沙特“华锦阿美”颇有启发意义,加快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发展也颇有亮点。现在主要问题不再是“投资不过山海关”,而是东北的干部思想和工作是不是真正“过了关”。辽宁省委、省政府抓得好,经验值得总结。六是搭建以营商环境为核心的“金三角”(政府、企业家、民众)支撑架构,从而确保对外开放新前沿要求落实到位。

  辽宁日报:倒逼改革这条线,您有何建议?

  常修泽:东北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归根到底,是体制问题、结构问题,以及深层的文明问题。我最近正在写一部关于东北转型的专著,里边提到:第一,体制方面:主要是国有经济缺乏活力、民营经济不发达;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低,政府干预“沉重”。第二,结构方面:一是封闭的外向结构,经济开放度低;二是板结的内力结构,新旧动能难以转换;三是失衡的产业结构,现代服务业和新型产业滞后。第三,文明方面:一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二是一定程度上契约精神淡薄、诚信缺失,三是陈旧的工业文明观而非生态文明观。

  建议以这次中央交给的新任务为重大契机,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改革,形成适应新前沿的体制、结构和文明样式。我觉得,这三大问题如能解决到位,对外开放新前沿就有可能打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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