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坚：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的逻辑演进和历史启示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2021年11月，举世瞩目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次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我们党的一百年历史上，曾经先后在1945年制定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1981年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推进和引领党的事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次全会通过的《决议》，可以说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这个《决议》同党作出的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必将对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们如何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角度去理解、把握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今天，我以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的逻辑演进及其历史启示为主题，从逻辑演进、共同特点和历史启示三个方面进行全面梳理。

　　中国人对历史有着很深的情怀，对历史有一种独特的感情。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把历史作为今天和未来的借鉴，从历史中吸取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先后多次对自己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对推动革命、建设、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讲的“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共产党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在经验中吸取教训、汲取智慧和力量，这也是我们事业能够取得重大成功的重要因素。尽管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产生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要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

　　一、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的逻辑演进

　　(一)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这是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

　　1.制定的历史背景

　　1921-1935年，我们党在幼年时期曾受“左”倾或右倾思想的统治和影响，特别是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党带来极大的危害。这种危害性集中体现在1934年10月，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给党的革命事业带来巨大冲击，严重削弱了党的力量。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地位，但并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清算。直到10年后的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才完成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任务。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给党造成重大影响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作为“左”倾错误思想的代表性人物，王明在历史上两次对党的事业产生巨大危害。

　　第一次是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1929年3月王明从莫斯科回来，通过各种关系进入中央领导层，从此之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王明后来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但是他的这些错误思想在党内一直占据领导地位，由此导致中央苏区工作带来一些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王明的“左”倾错误思想才得以被清除。

　　第二次是1937年到1940年，1937年11月王明再次从莫斯科回来，此后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转变为对国民党“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片面强调“一切依靠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忽视了对群众的积极发动和党的独立自主性。

　　当时王明由于长期在共产国际，他经常假借共产国际名义，所以他的一些思想在一定时期在党内有一定影响。他早期撰写的“左”倾错误思想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本小册子有一定的迷惑性。因此，在延安有一段时期党内很多干部仍然没有认清楚王明教条主义危害和实质。

　　王明的两次“左”倾错误，对革命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危害，而且他的错误思想又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因此导致了党的一些干部对一些重大原则性问题看法产生了分歧。长期以往这种错误思想对党的革命事业是极其不利的。

　　(1)第一个历史决议酝酿：统一全党思想认识，使党更加团结起来

　　从1940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六大以来的主要文献，形成了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

　　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前，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随着这些文献的公开，许多人逐渐认识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危害性，以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认识到清算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必要性。

　　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

　　1942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学习组上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

　　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及11月3日至27日，中共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严肃批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回顾党的历史，并认真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强调，“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至此时，起草一份历史问题决议的时机基本成熟。

　　(2)第一个历史决议起草与通过

　　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任弼时同志为召集人。5月，任弼时同志写成决议草案稿，以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基础，同时又反映了其后各次会议取得的新认识。此后，毛泽东同志以及党的其他高级干部多次讨论，对决议稿进行多次修改。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8月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该决议。

　　2.主要内容

　　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共有7个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明确：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第二部分对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历史作出简要阐述。

　　第三部分论述从1927年到遵义会议党内的“左”倾、右倾错误，特别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作出深刻分析，强调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第四、第五部分用较大篇幅论述了党内“左”倾路线错误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的表现及其发展过程、主要内容、社会根源以及给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第六部分强调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应采取“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原则。

　　第七部分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

　　3.重大意义

　　对于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邓小平同志在1957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党不在1935年作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为了把全党同志(包括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我们要等待犯错误的同志觉悟到自己的错误。如果我们在1935年做结论，这些同志是不会接受的。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路线(正确处理党内历史问题，也是毛主席正确路线内容之一)尚且需要等待，那么并不那么正确的路线，就更不待说了。”

　　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统一了全党思想，为全党拥护毛泽东思想作了充分准备，也为党的七大召开，为迎接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思想条件。

　　作者：陈坚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原标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陈坚：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的逻辑演进和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