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筹发展与安全中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3月29日，葡萄牙埃斯托里尔赛道，黑白方格旗挥动的瞬间，张雪机车车队率先冲线，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夺冠，一举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达数十年的垄断。“惊喜但不意外。”消息传回山城重庆，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客户经理刘永新对记者表示。他比旁人更早更深入了解这家企业——“技术突出，研发导向明确，产品线规划清晰。”2025年，该分行给这家刚起步的公司批了1000万元授信，理由是“看技术、看未来”。一年后，那笔钱变成了赛道上跑得最快的发动机。
 

　　几千公里外的广东湛江徐闻县，菠萝田里的采摘刚刚收尾，有农户在田边用手机查到一笔刚到账的贷款，他们无需像过去那样去银行网点办理业务，在村里等银行客户经理上门就能完成操作。徐闻农商银行的服务队今年春天走访了当地300多户种植户，让农户不出村就能办贷款。
 

　　从赛场到农田，金融“活水”正在更精准地流向实体经济的末梢。这仅仅是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的一个侧影。根据最新披露的数据，中国的银行业总资产近470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一;股票、债券市场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规模连续20年位居世界第一。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走在世界前列，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基本建成。当“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国金融业迎来了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关键跃升期。
 

　　从“补短板”走向“树标杆”
 

　　金融活则经济活，金融稳则经济稳。我国金融发展已经从规模扩张，迈入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与‘十四五’时期‘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的定位相比，‘十五五’将‘金融强国’提升为核心战略目标，实现了目标层级与内涵的根本性转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吴卫星分析道，有关金融发展的目标层级从“支撑性”转向“支柱性”，金融不再只是经济发展的配套工具，而是上升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支柱。吴卫星举了一个真实案例。2018年，中国人寿领投了AI制药企业晶泰控股的“B+”轮融资。当时AI制药的商业化路径尚不明朗，很多人觉得这是一场豪赌。但保险资金坚持“陪跑”，2025年晶泰控股实现收入8.03亿元，同比增长201.2%，成为港股AI制药领域首家盈利的企业。这个案例生动说明，金融不再只是事后“配套”的燃料，而是主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支柱。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向楠看来，“十四五”时期的“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属于“达标型”目标，而“十五五”提出“金融强国”，意味着要对标成熟金融强国，是更高的目标。
 

　　在外部，地缘冲突与大国博弈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加速变革，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并呈现一定的分割趋势;美元过度特权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促使各国加快金融去美元化进程，客观上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历史机遇。吴卫星判断，金融竞争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领域。王向楠表示，在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背景下，需要打造与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金融实力，进而推动国际金融治理规则完善。
 

　　这样的质变跃升，源于“十四五”期间积累的三大关键基础。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潘越认为，首先是我国金融市场规模从“大”到“强”的基础初步形成。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银行业市场，工行、建行、农行、中行包揽全球银行资产排名前四位。其次是人民币国际化从“走出去”到“用起来”的功能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稳居前列，以中老铁路等项目为典型，实现了人民币从融资到结算的闭环使用，推动人民币从“贸易货币”向“投资货币”演进。最后是金融科技与监管从“并跑”到“领跑”的能力基础加快形成。数字人民币试点覆盖17个省份，截至2025年9月末累计交易金额达14.2万亿元，成为全球央行数字货币的标杆;“监管沙盒”在全国多地成功实践，体现了“管得住、放得活”的治理效果。
 

　　做好金融“大文章”
 

　　从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到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再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十五五”规划中寥寥数笔，勾勒出一张波澜壮阔的金融强国蓝图。蓝图已绘就，如何突破制度瓶颈、平衡创新与风险，成为学者们热议的焦点。
 

　　制度瓶颈的突破，是通往金融强国的第一道关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副院长宫迪认为，在金融监管框架中，亟须强化央地协同与风险处置机制，理顺央地监管权责边界，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统一监管，消除监管盲区。他建议，尽快设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与央行最终贷款人职能和存款保险基金、保险保障基金一同织密金融安全网。要完善金融风险处置体制机制，对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创新多元化解手段，切断区域金融风险向系统性风险蔓延的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程炼则将目光投向金融监管体系的治理。他提出，“十五五”期间需要逐步建立监管政策沟通协调机制，通过定期披露监管当局对整体金融体系发展和特定金融创新的态度，给予市场和公众充分的预期，避免不确定性导致的市场观望和突然波动。与此同时，数字金融领域的新型监管机制，如“监管沙盒”等，还需要进一步标准化和制度化。在新兴金融领域的国际监管协调及国际监管规则主导权上，中国也需把握主动权。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这“五篇大文章”在“十五五”语境下被赋予了全新内涵。潘越认为，科技金融重点从“投早、投小”转向“投硬、投长”，需强化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长期资本支持;绿色金融需推动标准与国际接轨并探索碳金融衍生品试点，支持储能、氢能等产业融资;普惠金融应从“可得性”迈向“适配性”，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养老金融需加快个人养老金产品货架建设并推动养老产业REITs试点;数字金融则承担底层基建功能，需强化数据治理与智能风控，打造开放生态场景。
 

　　在构建精准支持新质生产力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上，核心在于建立“全周期耐心资本矩阵”。潘越提出，要通过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降低再贷款利率并提升贴息标准，引导金融资源向硬科技领域集聚;针对科创企业不同阶段，构建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与信贷支持的梯次对接机制;创新风险分担机制，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投贷联动等模式，以“数据信用”和“物的信用”破解轻资产企业融资瓶颈。
 

　　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平衡，本质上是“效率”与“安全”的动态统一。“金融强国不是追求无风险的金融体系，而是构建能够识别、度量、吸收风险并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弹性机制。”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彭俞超认为，关键在于用可承受的成本为创新开辟试错空间，同时筑牢系统性风险的隔离屏障。他提出“安全垫+防火墙”的双层设计。“安全垫”的核心在于宽容与赋能——针对科技金融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可实施差异化资本要求与风险容忍度，允许设置专项风险准备金，同时推广“监管沙盒”机制，让创新先行先试。“防火墙”的关键在于精准识别与有效隔离——依托我国成熟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监管技术，构建跨市场、跨产品的风险实时监测平台，精准锁定风险节点，有效隔离风险传染路径。同时，需加快相关立法，为监管科技应用提供明确法律授权，对算法歧视、数据滥用等新型风险建立问责机制。
 

　　讲好中国金融故事
 

　　中国金融发展的丰硕实践成果，呼唤当代学者立足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鲜活实践，突破西方传统金融理论的路径局限，构建扎根中国大地、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体系，产出更多兼具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指导性的研究成果，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
 

　　“金融强国建设需要真正基于中国实践和中国特定制度条件的金融理论。”在程炼看来，西方主流金融理论在解释中国实践时面临双重局限。一方面，缺乏对于中国金融发展过程和中国金融运行制度环境的系统考察，很难将这些要素内在地包含在理论框架当中，这使得我们看到许多用当前西方主流金融理论解释中国金融现象的研究都有削足适履的感觉;另一方面，即使是对于西方经济体的特征事实，其主流金融理论也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金融学研究者肩负着“改造”和“赶超”的双重使命。程炼提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可蕴含诸多层面的内容——研究选题的中国意识、研究路径的中国视角、制度背景的中国要素、主体行为的中国特征、研究范式的中国特色。
 

　　理论的自主构建，不能仅停留在书斋之中。为更好地服务“十五五”建设，学术界与决策层之间应当建立双向嵌入的知识转化机制。宫迪提出，鼓励学者通过挂职、借调、参与政策制定等方式，深入金融监管与金融市场一线，将现实问题转化为研究课题。同时，金融决策部门可委托高校、智库开展中长期前瞻性研究，并在政策制定前期引入学术论证。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进程，金融强国建设不仅需要制度与市场建设的“硬实力”，还需要金融伦理、金融法治与金融文化等“软实力”协同发展。彭俞超认为，在金融强国建设中，学者最根本的引领作用是思想启迪。金融不仅是工具，更是一种制度安排和价值实践。学者当以思想启迪实践，激发义利统一的伦理自觉，使金融责任从抽象原则落地为行为准则;弘扬规则至上的法治精神，令合规意识内化为市场遵循;倡导长期主义、契约精神，重塑金融文化的价值坐标。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学术界需要用扎实的研究呈现中国金融发展的独特路径，比如在不照搬西方模式的前提下实现金融稳定、普惠服务与风险防控的协同;提炼概念，构建可对话的理论框架，既有中国底色，也能与全球关于“金融如何服务公共利益”的讨论相对接。在价值倡导方面，董希淼强调，学者应着力培育以“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为内涵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金融机构和从业者提供超越利润的价值坐标，这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金融异化倾向，使金融活动真正回归服务实体、造福人民的本质。在话语构建方面，学术界应立足中国实践，从“金融为民”“普惠金融”等本土经验中提炼概念范畴，构建具有解释力和感召力的中国金融话语体系，打破西方金融理论的单一叙事，使金融强国建设有坚实的理论支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译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